魯迅盛讚 史家之絕唱 史記 到底厲害在哪裡

《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它在史學和文學方面的重要價值，使之成為我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顆璀璨的明珠，而備受人們稱讚。

“全本全注全譯”《史記》（全九冊），岳麓書社出版

《史記》在史學上的重大成就，可以歸結為如下四個方面。

01

第一，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通史。

在《史記》出現以前，我國古代只有文告彙編、斷代編年、地區國別、譜牒世本之類的史書，而《史記》是第一部通史。這部通史，在時間上跨度很長，記載了自遠古經夏、商、週、春秋、戰國、秦直至漢武時期長達三千年的史事；在內容上包羅萬象，記載了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學術、天文、地理乃至醫術、占卜等社會生活，所以說它具有百科全書的性質；在地域上範圍廣闊，除主要記述漢武時期國家版圖中心地區的史事之外，還囊括了周邊少數民族和域外國家，視野所及為當時已知“天下”的全部社會生活狀況，所以它又同時具有某種世界史的性質。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對這部通史的表述，有著非常明確的劃分階段的特點。依據歷史事勢的發展，司馬遷是將三千年的通史劃分為春秋以前、春秋、戰國、秦楚之際、漢代五個階段，並精闢地概述出各階段的特徵，而集中表現司馬遷對這些特徵認識的是“表”及其序文。代指春秋以前階段的是《三代世表》，雖然其序文沒有關於該階段的論述文字，但它強調了中華原始國家構建的產生與延續，以及隨後影響深遠的極具國體性質變化的政治分封的形成。其他階段的特徵，如五霸爭雄、七國擾攘、號令三禪、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矛盾等，分別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四篇序文中做了明確的論述說明。階段的劃分及其特徵的說明，顯示出司馬遷具有極其高明的歷史見解。

《史記》這部通史的出現，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司馬遷第一次梳理出我國古代歷史發展的脈絡，並以文字形式固定下來，它所體現的追尋往古、尊崇先民、鞏固統一、形成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傳播給後代，影響所及，使得歷朝歷代都不能不把這一通史的寫作繼續下去，雖然在形式上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複而斷代為史，但將諸斷代史連接起來，卻正形成一部完整的通史。這種寫史的製度與方法在諸世界文明古國中是獨一無二的，從而強化了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光輝地位。而它的開創者和奠基人正是司馬遷。所以說司馬遷是有大功於中華民族的。

同時，在撰史所遵循的一些原則上，《史記》這部通史的出現，也影響了我國古代史學的發展。首先是通觀原則，後代如直接標明有“通”史特點的《史通》《文史通義》《通典》《通志》《通考》《資治通鑑》等，自然有著《史記》通史影響的痕跡。而其他許多類別的史書，雖然沒有直接標明“通”字，但也在不同性質不同程度上受到《史記》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是否具有“通識”，常常是評論史家史識高低的重要標誌。其次是統係原則。 《史記》是記述統一、強調統一、歌頌統一的，它首先在思想上確立了統一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表現在各朝各代的前後連接上。 《史記》第一次建立起了中國自黃帝以來朝廷的正宗統系，這反過來又有利於在政治上、思想上肯定統一，保證統一。後代史家在處理分裂與統一關係的時候，即使是天下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也都注意探尋能夠代表著統系的實際主宰力量。儘管在認識上各家有分歧，但他們均關注統系的存在，而在這方面，正是《史記》為他們樹立了榜樣。

再是實錄原則，司馬遷寫通史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他是依據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典籍文獻、檔案資料，且有他親身的實地考察採訪，並加以綜合考證才寫出來的。司馬遷讚賞古代史家的“直書”精神，努力將它貫徹到通史中去。 《史記》中儘管有些記事的材料有出入，或不一定準確，但總體來說，除傳說時代以外，其他部分確是信史，這是毋庸置疑的。班固雖對司馬遷的某些史學觀點有所批評，但他也頌揚《史記》“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此，是否具有實錄精神，成為歷代評價史家著述價值的必備條件。

最後是厚今原則。 《史記》是通史，跨越時間很長，但它記述的重點是近現代，尤其是當代。十二本紀，秦漢佔了七篇。十表，除前三表外，餘七表全是秦漢。七十列傳，自第二十四《屈原賈生列傳》以後全是記秦漢的，只有極少數篇章內容涉及秦漢以前，而其中從第四十七《魏其武安侯列傳》以後又基本上是記漢武時期事蹟的，光漢武一代所記人物事蹟就約有二十篇。 《史記》薄古厚今，尤其重在寫當代史，既說明當時寫史所具有的較為寬鬆的進步的時代氛圍，同時也表明司馬遷敢於指陳現實的巨大勇氣。後代寫史的條件越來越嚴酷，但《史記》所確定的厚今原則，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司馬遷寫出的《史記》，開創了我國通史寫作的傳統，並確立了若干影響後代史學發展的原則思想，其價值是不可低估的。

02

第二，創設了紀傳體史書體例。

在《史記》以前，有過《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禹本紀》《山海經》《穆天子傳》《世本》《秦紀》《楚漢春秋》等多種史書，但從體例上來看，它們的體例都不完整、不規範。至《史記》才創制了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裁綜合為一體的“紀傳體”史書體例。

本紀。劉知幾在《史通》中說“天子曰本紀，諸侯曰世家”，意思是說記載天子事蹟的體裁稱為“本紀”，記載諸侯事蹟的體裁稱為“世家”。這個說法只看到了《史記》運用本紀、世家體裁的表面，而沒有深入了解司馬遷創設的本意。就本紀而言，《史記》不只是記天子事蹟，而是通過對歷史上帝王世系及其傳承的記述，來展現歷史的時間性，還重在表現天下發展的大勢。

《史記》十二本紀中，《五帝本紀》《秦本紀》《項羽本紀》《呂太后本紀》是最有爭議的，但它們正體現了司馬遷的上述思想意圖。 《五帝本紀》記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將黃帝作為中國歷史大勢中原始國家的構建者和開創者，並以禪讓製來體現一種德治模式。 《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是一般形式的編年紀事，其中德盛德衰影響政治成敗的記述非常明顯。

按正統的觀點來說，周王朝以後就是秦王朝了，自然以《秦始皇本紀》來接續就可以了，但司馬遷卻在中間橫插了一篇《秦本紀》。秦在春秋、戰國時期雖只是一個諸侯國，但卻是這一時期歷史發展趨勢中的主宰力量，它自身的社會變革及最終能以武力統一天下的過程，正是由儒家德治轉入法家力治的關鍵步驟。而且，從記述的實際內容上看，《周本紀》只是一篇“西周本紀”，而《秦本紀》則可視為一篇“東周本紀”。所以，在司馬遷看來，將秦寫入本紀是非常合理的。

秦代之後就是漢代，《秦始皇本紀》以後直接接續《高祖本紀》就可以了，但司馬遷又列出一篇《項羽本紀》。項羽不入列傳，不入世家，卻列入本紀，是因為項羽以武力滅秦以後，自稱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諸侯，直至楚漢相爭失敗，其事蹟係於當時的天下大勢，所以列他入本紀。項羽的最終失敗，也說明殘暴的武力統治不可久安，均會短命而亡，而劉邦是個寬大長者，最終取勝。

古人說“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是說婦人不可以主政，但司馬遷的觀點和這個看法相左，不立“惠帝本紀”，而立《呂太后本紀》。他從事實出發，認為當時真正掌握國家大權的是呂太后，於是就將她寫入本紀，勇敢地撇去了在統治權上區別男女的偏見；而且呂后繼劉邦之後，繼續執行休養生息政策，無為而治，使生產發展了，民眾逐漸富足起來。她之所行是以道家學術為主的德力結合、以德為主的統治方案，這又是天下大勢發展的重要一環。

經文帝、景帝，因無為而治的施政理念，社會矛盾尖銳起來。至武帝時，內法外儒的公羊學說佔據了主導地位。司馬遷寫的《今上本紀》當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的天下大勢的集中反映，然而這篇本紀亡佚了，我們已不可窺其原貌。

本紀是《史記》全書的一個總綱，它給那些重要歷史事件確定了相應的時間位置並介紹了其背景，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它實事求是地表現出了歷史發展中的天下大勢。

表。這種體裁具有縱橫交錯而簡明扼要、眾事紛繁而一目了然的特點，它輔助本紀，也起著“綱”的作用，而重要的是，十表的設置顯示了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在結構形式上，十表可以分為四種情況。 《三代世表》以世係為主，重在帝王世次，並以此為經。全表又分為兩截，前半截以不居帝王位的世次為緯，後半截以魯至曹十國世次為緯，總的內容是“觀百世之本支”。 《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以地為主，故年經（月表以月為經）而國緯，總的內容是“觀天下之大勢”，因此這四表在年代顯示上成為十表的骨幹部分，貫穿著全史。 《高祖功臣侯表》以下四年表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具見漢初百又餘年侯家的盛衰始末，並見惠景間的四朝事勢和建元以後誅伐四夷的情況，總的內容是“觀一時之得失”。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記為主，年經而職緯，也就是首列紀年為經，次四格分列大事記、相位、將位、御史大夫位，旁行為緯，觀其事可察人君治忽之機，即可定人臣賢不肖之分，總的內容是“觀君臣之職分”。其實“觀百世之本支”“觀一時之得失”“觀君臣之職分”，也是從不同側面考察政治事勢。所以，表體所包含的內容，就是以不同形式，結合具體的事態發展，來表現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天下大勢。

書。此種體裁，《漢書》改稱為“志”，由於它是專記典章制度的，後世演變為書政體，而其創始之源當為《史記》。 《史記》的八書，即《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司馬遷把《禮》《樂》擺在前面，可見他非常重視禮樂制度在統治中的作用，實是顯示了先秦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徵。 《律》，本應指音律，但《史記》依司馬遷自己的說法主要是記軍事制度。八書前三篇均已遺佚，今之所存，學者多論定為補篇，是以難見其原貌。 《歷》，是記曆法的，曆法在古代屬於天文學的範疇；由於看法上的分歧，司馬遷沒有記述《太初歷》的製訂過程和具體內容，故人們至今不能通曉它的真貌，這也是一個缺憾。 《天官》，是記天象與五行星占的，其中有些迷信思想，但主要是屬於自然科學的內容。司馬遷是當時有名的天文學家，本篇在科學史上有重要價值。 《封禪》，是古代的政治大事，它可以神化皇權，不能不記，但此篇對漢武極具諷諫意味。 《河渠》，記興修水利，是農業社會發展的重要舉措。 《平準》，以漢武時期的均輸平準取名，重點是講當時的財政措施。八篇中《禮》《樂》《律》《封禪》屬政治領域，《歷》《天官》《河渠》屬自然科學，平準屬財政經濟。由於是草創且有佚失，八書在內容上不如《漢書》的十志那麼完備、全面。其中《天官》《河渠》《平準》是《史記》中的精彩篇章。

世家。這是一種較為獨特的體裁，後來的正史中很少有這種體裁，它的產生確實與周初以來的諸侯分封有密切關係，但也絕非全然如劉知幾所說“諸侯曰世家”。司馬遷自己說：“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故創作世家的主旨是“拱辰共轂”，維護大一統。符合這個條件的人物可以入世家，如吳王劉濞、淮南衡山二王以及韓信等，則不能入世家，因為他們背叛了朝廷。這是世家體裁的主旨所在。三十世家大體上分為四類。一類是前十六篇春秋、戰國時的列國諸侯；一類是孔子、陳涉兩位歷史上有特殊貢獻的人物，孔子一生的學說是維護君權的，陳涉是劉氏王朝的開路人，都是名符其實的“拱辰共轂”者；一類是劉氏王朝皇家的宗親後室；一類是漢家重臣蕭何、曹參、張良、陳平、王陵和周勃、周亞夫父子，他們是絕對尊崇擁護漢室的。其寫法上大體分為兩種：列國世家形同本紀，寫出了各重要諸侯國各自的發展形勢；其他世家形同列傳，其中孔子、陳涉及漢初重臣諸世家，是《史記》中的著名篇章。

列傳。這是紀傳體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記述從遠古傳說時代到與司馬遷同時期的人物，總共七十篇。其中第一篇寫伯夷、叔齊，本篇相當於列傳的總序，議論重於敘事，表明了司馬遷評述人物史事的重要觀點。從第二篇管仲、晏嬰起，才是實際人物的傳記。歷史上人物這麼多，司馬遷選擇立傳人物的標準就是“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義、時、功名、天下是基本要素。前二至七篇，除韓非、吳起外，其餘皆屬春秋時期人物；八至二十八篇，除鄒陽、賈生屬戰國時期人物，其餘大多與秦朝的興亡關係密切；二十九至四十六篇，為秦亡漢興至景帝時人物；從四十七篇起是漢武時期的人物，其中包括九篇類傳，四篇周邊少數民族傳及二篇涉及域外國家的傳。在形式上，列傳又分為以下幾類：專傳，專為某一重要人物設傳，此中包括少數民族傳和域外國家傳；合傳，數人合為一傳；附傳，某一人物事蹟附在他人傳中；類傳，將某一類人物彙在一起立傳；自序，實為專傳，因功能有別，有的學者將它單列為一類；還有一種叫附見，即在為他人寫傳時提及某人的事蹟功德影響，如紀信、王躅、毛遂等就是，有時附見人物的歷史作用並非都不重要。司馬遷記述人物，重在通過人物事蹟來寫歷史，使史事具體化。列傳是《史記》中的精華部分。

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裁的設立，規模宏大，網羅豐富，使《史記》的記事可以達到無所不包的程度。五體結合形成的紀傳體例，是歷史發展所形成的大一統的體現，是祖國的壯麗山河所表現的恢宏氣勢的產物。而司馬遷禀受了這樣的氣息，他彷彿站在高山之巔俯視大地，激情湧現於胸中，構思形成於筆端。他運用這種體例，實現了撰寫百科全書式通史的目的。

03

第三，闡明了司馬遷的作史思想，標誌著中國史學自覺的開始。

司馬遷闡明自己的寫史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由此可見司馬遷深邃的作史思想。

究天人之際。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倡導天地人的合一，說明人們需要認識天地自然的客觀條件及其相應的規律，以規範自身的行為來適應並駕馭自然，使之為人類的利益服務；人們如果不能遵循這種規律，甚或違抗它，破壞了自然環境和條件，就會遭受報復而蒙受災難。所以天人關係這一命題，本身就極具深刻的哲理價值。

司馬遷關於“天”的認識，包含著三方面的概念。一是指自然的天，如日月五星以及風雲雷雹等天文氣候現象，《天官書》集中對此作了表述；一是指人格神的天命、天意以及善惡報應之類，《伯夷列傳》在論述中的質詢，較集中地表述了司馬遷對這方面的懷疑態度；一是指歷史事勢發展中人為因素以外的各種客觀條件相結合所組成的一種無形力量，而具體表現為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和作為某人成事的歷史背景之類的“勢”。從歷史學的角度分析，這第三方面的認識，接近於形成一種對事勢的規律性認識。司馬遷講人們可以順勢立功成名而不可違抗，反過來人們的作為又可以造勢而為總的事勢發展增加新因素、新力量。

漢武帝時代的主導思想是天人感應與陰陽五行學說相結合的公羊學。司馬遷也是受著公羊學思想影響的，表現為他主張大一統、忠君、德治等。 《史記》中也流露出某些迷信思想，但在總體上，司馬遷對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相結合的學說，非但不感興趣，反而是持批判態度的。所以他從哲學思想的高度來探究天和人之間的關係時，也就是在否定人格神的存在。

通古今之變。司馬遷主張通觀古今的變化，內容包含著多個方面。

首先是原始察終，講求研究清楚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其過程的變化。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化的過程，如果對過程的始終、本末都不清楚，又如何認識歷史，找尋其中的法則呢？

其次是事勢之“漸”，注意到漸變。他認識到一個事件的巨變，並非一朝一夕突然產生的，而是有長久的漸變過程，《史記》中常說“所從來久矣”就是這個意思，這就是說事勢的發展有一個形成積累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有很多條件變化在製約和影響歷史的發展。分析掌握了其中的緣由，才有可能恰當地評價歷史事件。

第三是見盛觀衰，這是司馬遷的一個很高明的見解。他認識到歷史事勢發展到興盛的時候，內中常常暗藏著衰敗的跡象。人們要善於觀察，找出衰敗的跡象，採取措施進行調整，否則事勢就會由盛轉衰，從而出現另外的面貌，《平準書》中所言“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就非常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

第四是承敝通變。一個新的政權統治人物，當他接續的是前代的破敗局面的時候，就要注意找出破敗的原因，採取相應的措施加以改正，轉危為安，以促進社會歷史的發展，形成新的長久的穩定局面，從秦到漢的轉變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由於司馬遷能夠依據原始察終、事勢之“漸”、見盛觀衰、承敝通變的方法來通觀歷史的變化，所以他對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做出了較為合理的說明，比如他關於三千年通史天下大勢的思想，關於由姜齊到田齊轉變的認識，關於秦能統一六國的原因和六國必然滅亡的事理的解釋，關於漢之文、景到武帝時政策轉變的看法，關於社會生產和流通對政治風氣影響的闡發等，無一不體現出他關於通觀古今變化的思想。司馬遷關於通觀古今變化的思想繼承了古代《易》學以及老子、荀子的變革思想，因而也是傳統辯證法認識在歷史學上的合理運用。

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所說的“家”，指的就是史學家。 “成一家”標誌著漢武時期史學的崛起和史學家在思想政治學說上獨樹一幟的雄心和勇氣。 “成一家之言”的標誌，是他恰當地處理了幾個關係。

一是繼承與創新的關係。司馬遷一再聲明要繼《春秋》作史，而且他也是尊崇至聖孔子和先代賢人的，但是他又並不全然以聖人的是非為是非，而是結合事勢發展及具體史事，給出了自己的結論和評價，體現出他勇於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所以，《史記》是一部極具首創精神的名著。

二是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司馬遷認識到各種學術流派歸根到底都是服務於政治的，都要為解決現實政治生活的難題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只不過有自覺和不自覺的區別而已。正如其父司馬談所說“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所以《史記》在記述學術人物時，著重指出他的政治主張並給予評價。他在寫史的過程中勇於面對現實，指陳是非。當他的看法有時和當朝政治措施不一致的時候，他就稱述直諫，並敢於對他認為失誤的舉措提出批評，這種事例在《史記》中是很多的，它也說明了政治家和史學家認識和處理問題時的矛盾和區別。

三是宏觀和微觀的關係。司馬遷考察天人關係，通觀古今變化，追尋事勢發展脈絡，縱論漢家天下得失，其宏觀識力高遠，氣勢磅礴；然於項羽自刎烏江的悲壯、劉邦登皇帝位的得意、呂后待人之刻薄、文帝在位之仁德以及藺相如之智、廉頗之誠、韓信之謀、蕭何之忠、季布之剛、竇嬰之賢、李廣之勇、張湯之酷、遊俠之義、佞幸之媚、李斯之患得患失、荊軻之悲歌慷慨、滑稽之談笑解難、商賈之息財致富等，他則以其透徹的觀察力，對相關的物情事理，人物品格，進行了極力的表露刻畫，從而使《史記》的描述細緻精微地深入到社會的每個角落，觸及到人們的內心世界。 《史記》之成就，正是宏觀論述與微觀描寫的完美結合。

四是個人與時代的關係。司馬遷作為史家，他的成長、經歷、學識以及業績，包括他的遭遇，都由時代造就，並體現了時代的特色。反過來，他又以通觀的歷史記述最終表現了這個時代，而自身的處境又使他得以窺測出政治的弊端、社會的黑暗。對此，他憤然疾筆進行了揭露、譴責。 《史記》就是這個偉大時代的一幅逼真的圖畫，其秀美，其缺憾，都是這個時代的社會現實的真實反映。這正是《史記》實錄的真諦，也凸現了傑出史家的盡心盡責。司馬遷的《史記》作為史家之言，是無愧于偉大時代的。

稽其成敗興衰之理，述往事，思來者。這是直截了當地提出了歷史學的功能問題，即是在通觀中找出社會歷史變化的法則以及諸多的經驗教訓，以供未來的人思考、借鑒。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序文中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所謂“自鏡”“成功”“得失”，就是指歷史學要考察成敗興壞的事理。 《史記索隱》雲：“言居今之代，志識古之道，得以自鏡當代之存亡也。”又云：“言觀今人臣所以得尊寵者必由忠厚，被廢辱者亦由驕淫，是言見在興廢亦當代得失之林也。”這個解釋的意思非常明白，還增加了“興廢”的含義，強調從當代政治中汲取經驗教訓，這是《史記》為什麼重視當代史的原因所在。這樣一來，古今成敗興衰、榮辱得失的事理都說明了，可見司馬遷毫不諱言歷史學應起的作用，這對歷史學的建立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書寫出來是讓人看的，人們讀了歷史書籍後可以獲得思考、借鑒的資料，這就是司馬遷關心“來者”的目的。

以上諸種思想，是時代特徵的最高體現，表明司馬遷作史達到了完全自覺的程度，從而也標誌著中國史學自覺的開始，這對中國史學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同時也表明，是否能為古代的文化寶庫提供豐富的、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料，也是判斷歷史著作是否成功及其成就高低和生命力強弱的重要依據。在這方面，《史記》不愧為典範之作。

04

第四，在諸多歷史形成要素中，突顯了人的社會主體作用。

歷史上對人的自身有個認識的過程。據專家研究，從遠古到殷商末年，神、天史觀佔統治地位。宗周以下，是神意史觀。孔墨在繼承神意史觀的同時又有所否定，創設了先王史觀。先王史觀已是一種很明顯的英雄史觀。這以後的學者對古聖先王也已不是毫無保留的尊崇，他們開始注重歷史的演進和社會發展的現實，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並考慮到了人民群眾的作用，並提出了進化史觀，這時已經步入戰國末期了。到西漢中期，司馬遷繼承了遠古到先秦的歷史認識成果，結合了自己對現實的深入觀察和思考，從而將神、人作用於歷史的認識提高一步，確立起人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姑且可以將它稱為主體史觀。

歷史認識上人神關係的變化，春秋時期是一個轉變的關鍵。而能夠促使司馬遷在對歷史的觀察中，建立起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這一看法，還與以下情況有密切關係。

一是社會政治變化帶來的影響。早期是天子受天命而君臨天下，天子的權威代表天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不可侵犯。其後，禮樂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諸侯出了。再後來也不是自諸侯出，而是“陪臣執國命”了。到最後，又是家臣控制起大夫來了。政權下移的過程，權謀智略的作用非常明顯，新興勢力已經知道爭取人心的向背了。

二是春秋至戰國及其以後戰事頻繁，在成為社會生活重要內容的軍事行動中，動用兵力的規模越來越大。城濮之戰，對立雙方參戰人員加在一起不過幾萬人，而到戰國末，僅秦坑殺趙之長平軍就達四十五萬。秦統一後，光防禦北方匈奴就有蒙恬所率的三十萬人。楚漢戰起，劉邦率領五諸侯的軍隊，凡五十六萬，往東去進攻項羽。漢景帝時，平定吳楚七國叛亂，周亞夫率三十六位將軍，各方面的軍隊加在一起也有數十萬，而吳王劉濞自稱可具精兵五十萬，還說可得南越王三十萬兵力的支持，實際雙方對峙所動員的兵力達一百多萬。戰爭有物的因素，但打仗的是士兵的血肉之軀，故主要靠人力，這是非常明確的。

三是秦末農民大起義，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普通農民揭竿而起，一舉推翻了秦王朝，這使任何天命、神意的說教都軟弱無力。

四是司馬遷強調國富民強與生產流通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廣大的四民之業的發展與天時、地利、人和有關，卻與天命、神意離得太遠了，而農虞工商四業的興旺與否，卻是決定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一環。

五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尤其是天文學、歷學和醫學的發展，對認識天人關係有著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而在這方面，司馬遷有著精深的觀察和辨析能力。從先秦以來，人神觀念的變化與人的作用的不斷體現是相輔相成的。司馬遷一方面繼承了已有的人神觀念，另一方面又以現實的變化作基礎，以一種哲理的思考，利用人自身在時代大潮中顯示的巨大力量，將已有的對人神關係的認識加以充實提高，促使自己在觀念上前進到一個新的境界，從歷史演進的角度，認識到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

《史記》所認識的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是看到了人的層次結構和群體的作用。 《史記》的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裁，綜合來看，其實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反映。 《史記》是將整個社會劃分為五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帝王、時勢主宰者，他們處在社會的中心地位，這是“本紀”所記述的人物。第二層次是諸侯、賢聖、領袖人物與國家重臣，這是“世家”所包括的人物，他們起著“拱辰共轂”的作用。第三層次是謀臣將相，他們中有的人在中央朝廷，有的人在諸侯王國。他們是第一、二層次中帝王與國君的出謀劃策者、政令執行人，在具體的政治、軍事活動中作用很大。這三類人在《史記》的記載中非常突出。第四層次是士大夫，他們因為比較靠近社會的最底層，所以有時能反映出一些民眾的痛苦呼聲與願望要求。第五層次是社會的直接生產者，如《貨殖列傳》中所說的農虞工商。這一層次中有些人被奴役，但他們中蘊藏著巨大的能量，是有可能促使國家出現“土崩”之勢的潛在力量。他們的集體行動可以改變歷史的某些進程，秦末農民起義就是這樣。這部分人在全社會是最多的。司馬遷能注意並深刻認識到他們的特殊作用，正是促使他認識到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的重要因素。

司馬遷認為歷史的形成，社會的運轉，五個層次的人都在起作用。這五個層次的人所構成的社會，正反映了當時的基本社會狀況，也是《史記》認識到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的重要體現。從社會結構的角度整體地反映各階層人群的歷史活動，是紀傳體史書的基本價值所在，亦是《史記》所要表現的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的第一個重要特色。

《史記》全方位地敘述了社會歷史中人的活動的創造性和主動性，體現了社會的發展和生活內容的豐富多彩。八書中《禮》《樂》之外，《律》《歷》《天官》《河渠》《平準》的出現，顯示出駕馭天地以與自然鬥爭、制約人的行為來為社會服務的企圖。 《史記》在延續過去史書記載內容注重軍事、政治、外交、學術方面的同時，還第一次將經濟活動寫入史書，將其納入社會歷史討論的範圍。當社會發展滯後，外族入侵脅迫，國弱民困，國家處於一個關鍵時刻的情況下，司馬遷注意到改革是社會前進的驅動力，而對其進行了恰當的記述與評論。德治、法治、儒法道的相互吸收與融合，有效地服務於中央集權，人的思想之適應於形勢而不斷求其統治法術完善的企圖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人自身是個生物體，其生存活動具有規律。人在謀求維護健康和種族繁衍的過程中，醫學的發展使其自身的活動能力得到了延續與保證。從遠古到秦漢這一段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人類社會生活的一些主要內容，《史記》都有記載和反映，這是它作為通史特點的一個方面，也正充分而全面地體現出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功能。在強調人的自覺能動性的時候，司馬遷注意到，人的自身慾望才是形成社會歷史活動的真正源泉，形成歷史的一切活動都是從慾望開始的。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見解。

《史記》所記述的作為形成社會歷史主體的人，不僅是一種關於人的抽象意識，而是眾多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個人，故它塑造了許多人的活動的具體形象。因此，對人的完整而形象的塑造，同樣是《史記》認識到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的又一標誌。人作為社會化群體的成員，在參與歷史活動的過程中，自然表現出其自身的某些共同特性。 《史記》對人的追求、人的品格、人的奉獻、人的情感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描述，使得它所認識的作為社會歷史發展中主體地位的人，是具有獨立人格和風度的真實的人，他們都是經過歷史的洗禮和錘煉，而又各自具有典型風貌和形象的人。因此，他們所參與的社會活動及所創造的歷史業績，就相應地具有代表性。司馬遷通過《史記》寫出了人的諸多作為，並由此綜合地表現出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他切實擺脫了神靈意識的羈絆，這是歷史觀念的一次飛躍性的進步。

本文節選自岳麓書社“全本全注全譯”《史記》（全九冊）前言，作者楊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