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韻之離騷 為什麼說 史記 的文學價值也很高

文|劉勃

讀《左傳》,手邊往往會放幾部參考書。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不必說了,方朝暉先生的《春秋左傳人物譜》,也是常會翻閱的(雖然他的評論,我大多不贊同)。這書的特點,是以人物為中心,把《左傳》中某人分散在各年的事蹟,抄撮在一起。

這樣,閱讀體驗就好多了。

編年體的書,最大的麻煩,就是一年之中,互不相干的事太多,而一個人,一件事的首尾因果,又往往隔得非常開。往往看到某事的起因,要看幾十頁毫不相干的內容,才能看到此事的後續。

譬如說,《左傳》裡,伍子胥的曾祖父伍參,第一次出現是宣公十二年(前597),第二次提到他的名字,則是襄公二十六年(前547),中間整整隔了五十年。伍子胥本人,則是昭公二十年(前522)登場亮相,到昭公三十年(前512)再次出現,前後間隔也有十年。

所以,你要把《左傳》裡老伍家的遭遇組織成前後呼應的故事,讀書必須極其仔細,大腦必須高度活躍,才能把這些零散的信息串起來。

但如果你讀《史記》,《伍子胥列傳》是一篇一氣貫注神采飛揚的大文章,隨隨便便就讀進去了。

當然,編年體有它的優勢,比如《史記》把伍子胥的爺爺伍舉,認作楚莊王(?—前591年)時候的人,腦子裡如果有非常清楚的時間線,就不會犯這種錯誤。但不管怎麼說,比較可讀性,《史記》完胜。

雖然文學批評家們傾向於賦予文學各種高大上的內涵,但庸俗地說,應該承認可讀性也是衡量文學作品的標準之一。

很大程度上,文學是共情的藝術。最容易喚起人的共情的,就是“人”。而紀傳體,正是以“人”為中心的。

讀《水滸傳》,一般讀者未必記得108條好漢的出場次序;讀《西遊記》,孫悟空先打哪個妖怪後打哪個,想必也很多人弄不清。要把這些捋清,需要有編年體的思維,而常人很難有這個意識。

記住《水滸》《西遊》裡的一些精彩故事,就容易多了,這是紀事本末體的思維。講故事比做“大事編年”要親民。

而就算所有的故事你都記不清了,但武松、林沖、孫悟空、豬八戒⋯⋯的形象,在你腦海中仍可能很鮮活生動,這就是紀傳體的思維。

所以《史記》對文學的第一個貢獻,就是發明了紀傳體,這是最符合一般人的欣賞趣味的體裁。

而且可以說,紀傳體不但降低了閱讀的門檻,也降低了歷史寫作的門檻。

《劍贈漁夫》,出自《馬駘畫寶》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一股子私家撰著歷史書的風潮,紀傳體的就有好多部,不成系統的雜史、雜傳數量更龐大。是什麼原因呢?紙的逐步普及使書寫成本降低;社會上存在一個龐大的有閒階級;大動蕩的時代,張三李四都有反思歷史的熱情⋯⋯這種種理由之外還有一條,拿《史記》裡的列傳部分做範文,寫人物傳記,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你要為某個朝代作一部編年體史書,那真是非專業的史官不能作;哪怕是要為某人編個年譜,也需要有很好的隨時做記錄的習慣。但寫人物傳記就不同了,你只需要把某人的姓名、籍貫一介紹,再拍拍腦袋想幾件他生平有意義或有趣的事,大致做個先後排序,寫下來,一篇人物傳記也算完成了。

這麼寫下來的傳記當然不見得靠譜,於是乾脆以不靠譜為常規,這便連帶著刺激了小說創作。一部中國小說史,多少作家一動筆,難免都帶著紀傳體史書的腔調。

大家都熟悉《史記·項羽本紀》的開頭: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

再看幾篇小說:

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 (《李娃傳》)

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 (《霍小玉傳》)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惠⋯⋯(《聊齋誌異·嬰寧》)

為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髯,官拜騎都尉,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 (《三國演義》)

都是這樣,人物一出場,就老老實實介紹姓名、籍貫,標準的列傳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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