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胡成 在西北古道上 拾揀歷史的碎片

2021年,響水堡西門。 /受訪者供圖

胡成不是西北人,對於如今生活在城市裡的他來說,大西北更像是遙遠的“邊關”。那裡沉澱了太多歷史的塵埃,吸引著無數人前往踏足。

據了解,早在康熙年間,由於西安、蘭州成為了清政府統治西北的兩大中心,陝甘總督左宗棠和魏光燾,先後徵發了民工2萬多人,開始修築西蘭大道。如今,起自西安、西至蘭州的312國道,其前身就是西蘭公路。

作為一個主動親近歷史的人,胡成也少不了對歷史進行抒懷。聊起西蘭公路,胡成說,一定不能忽視華家嶺的險峻。 “華家嶺是古驛道中重要的交通樞紐,一邊通往定西,一邊通往天水,那裡曾經一片繁華,但是隨著現代築路技術的發達,新的公路繞開了華家嶺,使得曾經的繁華落敗成了形單影隻的小鎮。”如此可見公路對一個地方經濟的影響,以及對人的生活軌蹟的改變。

過去10年裡,胡成依循著西蘭公路沿線的零星碎影,3次前往陝北,行走在那些歷史與當下相互重疊的時空裡。他把曾經去過的地方——榆林的綏德、米脂、橫山、靖邊等地,串聯成了一張線路圖。沿途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與胡成成為了跨越時間的朋友,他們也互相成為了各自生命的見證者。

胡成大學讀的中文系,卻自學了計算機,畢業後,他做起了與設計和程序相關的工作,對影像和文字的熱愛,使得他最終還是辭職,開始專職攝影和寫作。他並未受過專業的歷史學科訓練,卻憑藉“好奇與執著”,用自己的雙腳丈量古道,穿過現世的層層霧靄,去尋找遺落在民間的歷史碎片。

白天,胡成在路上邊走邊拍攝。晚上,他就在小旅館里或者投宿的居民家,寫下一天的見聞、感受和思考。 “為了讓記錄和寫作更生動。如果等到旅程結束後回家再寫,可能當時一些細微的感受會消失。”新近出版的《榆林道》,就是胡成自上一本《隴關道》之後,再次以“道”為名的非虛構作品。

《榆林道》

作者:胡成

與一般常見的旅行文學不同,區別於注重對景點、遺址等靜態的“物”的記錄,胡成的書寫更側重於對遇到的、動態的西北人的描摹。用他的話說,“畢竟,從活生生的人那裡,往往能讀出最深層的歷史長在現實中的樣子,在旅途中遇到的普通人,可能一輩子也沒有被記錄、書寫的機會”。

對普通人的關注,以及對他們的生活細緻入微的觀察,這樣的習慣大部分源自胡成的早年經歷。從小和爺爺奶奶一起長大的他,對質樸的生活有著天生的親切感,上一代人或者上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給了胡成最切身的參照。這也是他在一路上能夠很快融入當地人的原因,這幾乎成為了一種本能。

對普通人的關注,以及對他們的生活細緻入微的觀察,這樣的習慣大部分源自胡成的早年經歷。 (圖為胡成拍攝的留壩老街)/圖源微博弗慮弗為

除了對於人的關注,《新周刊》還和胡成聊了聊古驛道的前世今生,以及古人是如何行走的。

以下是《新周刊》與胡成的對談。

《新周刊》 :這10年裡,你3次涉足西北古道,與一般旅行不同的是,“考史之旅”必然會遭逢那些深厚的歷史,對此事先會做怎樣的準備?

胡成:第一次行走是2010年,然後是2014年和2021年。西北這個地方比較特殊,這裡的古驛道,有些可能在秦漢時期就已經有了,而且很多地貌千百年來都沒有太大變化,那些豐富的文字筆記、碑刻遺址,現實中也還存在著。這是有今人行蹟的古道。

歷史造就了這種天然的條件,為了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的真實,我寫的基本上都是清代晚期以後這裡的社會史和交通史。

為了做足準備,一方面,我把西北地區的方志——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能夠找到的基本上都翻了個遍。因為很多地方的政治中心是不斷變化的,比如清代時期的皋蘭縣,其實是現在的蘭州市區,但如今也有一個叫皋蘭縣的地方。如果不去了解這些歷史,我們就找不到那些地理上的核心。

另一方面,我也關注古驛道,包括西蘭公路。通過道路可以把歷史、地理、人文串聯起來,雖然道路不是我主要著筆的內容,但它是一個線索。

為了做足準備,胡成翻閱了大量的地方志。 /圖源微博弗慮弗為

《新周刊》 :除了行走以外,還要完成文字的書寫。每次出發前,會有詳細的時間計劃嗎?

胡成:沒有,因為從一開始我就想要寫一段我們這一代人可以看見的時間跨度。

比如我在《榆林道》裡面遇到過的很多人,你能從他們身上看到一個地方的歷史演變,或者說民俗演變。

所以我一般都是反复去幾次,每次去都會有不同的感受,直到某些地方讓我有了一些想法或者故事,我才開始去寫。而且這里人們的生活變遷是極其緩慢的,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來沉澱、來觀察。

胡成拍攝的古道上的連雲寺。 /圖源微博弗慮弗為

《新周刊》 :什麼時刻讓你覺得自己就“行走”在歷史中?可以分享一下嗎?

胡成: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個。

一個是相同的文字。彬縣大佛寺裡面寫了不少題記,其實,大佛是唐代建的,後來歷代的人走到那裡看到大佛,都會在那裡寫下題記,有點像留言牆。當我走到那裡,看到那些題記的時候,一瞬間我覺得彷彿進入了“平行時空”。我和古人站在同樣的地方,我們做著相同的事情。

另一個是相同的風景。在陝北榆林的橫山,有個響水古堡,是一座幾乎被人遺忘的村落。村子裡的人大部分都已經搬走了。由於那里人為擾動的痕跡比較少,曾經清兵用來防範瓦刺軍和蒙古人的城垛,依然還留在山坡上。 2021年春天,我站在破敗的城牆邊,望著眼前一望無垠的無定河,彷彿自己和戍邊的將士看到了同樣的景別,那種感覺非常美妙。

2021年,無定河谷。 /受訪者供圖

《新周刊》 :現在的312國道西安—蘭州段,也是以古代絲綢之路為基礎修建的西北第一條現代公路,你的《隴關道》《榆林道》,以及正在寫的《蕭關道》,都跟西南公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你的觀察中,西南公路如何影響著西北地區的改變?

胡成:民國時,有一句“到西北去”支援邊疆的口號,現在看來更像一場充滿歷史細節的“文化苦旅”。公路建在半山腰的斜坡上,經常能看到那個時候很多關於車毀人亡的記載。實際上,西北的險峻,大家都是知道的。

晚清魏光燾重修三關口的時候,曾留下過一塊碑刻,現在陳列在寧夏固原博物館裡,上面記錄了三關口的道路之險。類似這樣的“路況”並不止這一處,以至於現代築路技術有條件“避開”這些險峻,然而這對於西北公路沿線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比如,西蘭公路上的青家驛,在新國道修建之後,大部分的人都搬去了國道邊上,這裡就慢慢變成了小村子。包括華家嶺,即使現在還有很多客車抄近道從這裡往來,但是它的繁華程度,遠比旁邊的會寧和定西要落寞得多。

五丁關,老關口,原來五丁關所在的位置。民國修築川陝公路時拆除。 /圖源微博弗慮弗為

《新周刊》 :西北地區的險峻確實讓人難以想像,在這樣的古驛道上,古人是如何行走的呢?

胡成:古人的行走,其實是一件特別有意思的事。比如說400公里,放到現在即使徒步也就十幾天,但是古人可能就需要一個月,甚至數月。

對於現代人來說,“走”可能坐個交通工具就可以實現,我們很難體會到,對於古人來說,“走”真的就像一場遷徙。

以前的驛道大部分都會沿著河谷修建,但是河谷經常被水沖毀,非常泥濘,河谷上也有很多石堤,道路非常難走。在這樣的情況下,古人還要駕駛好幾輛馬車,帶上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除此以外,還有缺水缺糧、生火做飯、沿途補給等問題,還要考慮天氣惡劣和疾病的困擾。

光緒年間,廣東知縣裴景福被流放新疆,他沿途寫了一本《河海崑崙錄》,記錄下自己的所見所聞。還有近代學者陶葆廉,寫他童年隨父親陶模去新疆赴任,穿過西蘭公路。從這些晚清的“西北史”中,都可以看出一個現象,那就是古人的行走,輜重是非常麻煩的。

2021年,磚井堡。 /受訪者供圖

《新周刊》 :你好像並沒有刻意去寫那些古城遺跡,而是去關注那些古道上並不知名的鄉村和那裡的普通人,為什麼要把人作為主要的書寫對象?

胡成:因為很少有人會去關注他們。

12年前,我去了白城則村,過了紅柳河就是著名的統萬城,曾經大夏國的國都。剛到村子時,天色已晚,我只好在當地隨便找了一戶人家投宿,就這樣認識了劉大娘。臨走的時候,劉大娘抱歉地說:“在這住了幾天,都沒讓你吃上肉,你下次春節的時候再來。”因為當時陝北農村比較貧窮,平時不會買肉,只有過年的時候才會把自家養的雞羊宰了來吃。

4年後我再去,已經是5月份了。劉大娘的家經過了翻修,家裡添置了冰箱,羊圈裡的羊也多了起來,生活似乎正在逐漸好起來。大娘從冰箱裡拿出還凍著的肉,特地做給我吃。我離開後的第15天,劉大娘的女兒發來短信,說她媽媽走了,心髒病發,59歲。那天是6月8日。

我去年又去了一次,發現原來的那個欣欣向榮的家,已經變得破敗。羊圈自從大娘走後,也早就荒棄了。

後來我就想,如果不是我去記錄她的這段生活的改變,對於他們的歷史,我們站在“外面”是很難看見的。

如今,與白城則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遠處的靖邊縣,那裡因為發現了石油,經濟快速發展。街道兩邊的高樓和街道上的轎車,漸漸多了起來。但是我覺得,一個地方的繁華,有足夠多的人會去為它稱讚。然而,去記錄那些與我萍水相逢的人、記錄他們的歷史,才是我的責任和義務。

胡成拍攝的賣苞谷的老人。 /圖源微博弗慮弗為

《新周刊》 :的確,結構性的社會變遷,確實讓很多歷史的細節、人的細節在這種流動中邊走邊丟了。人消失了,曾經熱鬧的羊圈也就跟著消失,其實人才是歷史的主角。你覺得,他們身上還有著哪些時代的印記呢?

胡成:比如,之前我在六盤山,那裡在古代有很重要的“宿站”和“尖站”,就是住宿吃飯的地方。

在那裡,我遇到過一兩個老漢,他們的父輩,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慶陽、靜寧逃荒到這里安家落戶,延續後代,開墾土地,養活了一家人。

隨著時代發展,現在他們的孩子又都進城了,去了固原、西安,未來也可能離開那裡,去更大的城市。這兩三代人的故事,就能反映出一個地方的歷史。他們的生存與理想,他們的選擇與去向,難道不是這個時代的縮影嗎?

108國道,古蜀道。 /圖源微博弗慮弗為

《新周刊》 :將他們主觀的“口述與回憶”作為目標,會使得歷史失真嗎?你怎麼看待歷史的“真實”?

胡成:歷史是什麼?其實一個地方的歷史,我們沒有辦法去準確定義。建制和變遷是歷史,地震和洪水是歷史,疾病和災荒是歷史,然而具體到每一個人,他們的生老病死也是歷史。

比如某地縣志的災疫志裡,寫著某年“大豐”,但是在其他的記載中,又看到有人在這一年餓死了。對於一個地主來說,他可能豐收了,但是對於佃戶來說,或許就沒有足夠的口糧。

所以我們看到的歷史,可能都是錯綜複雜的、片面的真相,沒有辦法去做到絕對的真實。我們去記述每一個細緻而微的人,聽他對我們的敘述,其實也未必真實。因為每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樣。

我把他們記錄下來,提供了一種觀察歷史的視角,也許對以後的人再去了解這些地方會有一些幫助,哪怕是錯誤的幫助,在我看來也是有意義的。

胡成認為目的不一樣,出發的方式和得到的結果也會不一樣。 /圖源微博弗慮弗為

《新周刊》 :在流量時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大數據推薦,最後得到的旅行路線都千篇一律。人們很少思考自己真正要去什麼地方、為什麼去,要么就是以一種消費者的姿態面對歷史。你怎麼看待這種社會的現狀?

胡成:我覺得目的不一樣,出發的方式和得到的結果也會不一樣。

我之所以會去一些別人從來不去的地方,是因為我想去看地方的風景,想去記錄那裡的人。但是對於絕大多數旅行者來說,可能就會通過那些具有借鑒性和參考性的方式,對要去的地方作出篩選。這些都無可厚非。

其實我們把看風景分為“視覺感受”和“心理感受”這兩種,就會比較好理解。前者是可以復制的,而後者是私人的。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人看到統萬城內心都要產生對歷史認知的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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