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歷史學家的 歷史

郭曄旻/文

談起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1917-2012),人們或許很容易想起他的著名“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

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的前言裡寫道,“我們對這個世紀持有的觀點,正是受到那些被我們視為關鍵時刻的影響所形成的。我們的一生,是這個世紀的一部分;而這個世紀,也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對於我這一代,以及具有以上這種背景的歷史學者來說,過去永遠不能抹去。”這位長壽的歷史學家見證了大半個20世紀的風雲變化,使得他的個人經曆本身就堪稱一部歷史。而《歷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鮑姆傳》所描述的,也正是屬於霍布斯鮑姆的歷史。

從整本書的構架來看,《歷史中的人生》是部中規中矩的編年體人物傳記,從霍布斯鮑姆的家世出身談起,一直寫到其人駕鶴西去。他於1917年出生於埃及亞歷山大城的一個英國猶太中產家庭。 1919年舉家遷往維也納,1931年又徙居柏林。 1933年因納粹上台而轉赴英國,完成中學教育,並進入劍橋大學學歷史。 1947年,他成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1959年升任高級講師,1978年取得該校經濟及社會史教授頭銜,直至1982年(65歲)退休。之後大部分時間任教於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是該校政治及社會史榮譽教授。書中還提及了一樁因長壽引發的軼事。 1994年,一份報紙將霍布斯鮑姆誤寫成了“已故歷史學家”,因此不得不向本人澄清“我們對謀殺了您感到十分抱歉”。

從書中可以看到,霍布斯鮑姆是位名副其實的“大時代”親歷者。他出生在俄國“十月革命”這年,少年時在德國親歷了納粹黨的上台,青年時加入英軍國土防禦部隊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不過沒有上過戰場),至於戰後則經歷了漫長的“冷戰”、2001年“9·11”恐怖襲擊乃至2008年的金融海嘯。無怪乎書中提到,霍布斯鮑姆曾在1940年7月說過,“對一個學歷史的學生而言,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時代。自從羅馬的衰落或者法國大革命之後,沒有哪個時代比得上現在一半的精彩。生於這個時代並不是件愉快的事情,但上帝啊,我一點也不願意錯過這個時代。”《歷史中的人生》其中也不乏霍布斯鮑姆的個人敘事,關於他的家庭、婚姻,學習與學術生涯,以及以弗蘭西斯·牛頓為筆名擔任的爵士樂評人。就像書中形象描述地那樣,霍布斯鮑姆“白天給倫敦大學的學生上歷史課。夜幕降臨後,你可以在西區的地下俱樂部遇到……爵士樂評人弗蘭西斯·牛頓”。有趣的是,霍布斯鮑姆對爵士樂的命運看來卻是判斷有誤,比如他認為現代爵士樂已經變成了一種小眾趣味,“失去了廣泛的吸引力”……

在霍布斯鮑姆的個人經歷裡,有一點是頗為引人注目的。他的政治立場屬於“左派”。早年曾經是德國共產黨內的活躍分子,就讀大學期間又加入了英國共產黨,至該黨於1991年解散為止都是共產黨員。在1952年“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氣焰正盛之時,霍布斯鮑姆更參與了新左派的史學期刊《過去與現在》。後來,他又直截了當地譴責了美國的越南戰爭以及帝國主義對東南亞的入侵:“歷史不會原諒那些讓中南半島國家在一個世紀裡淪為焦土的人。 ”

由於這個政治身份,霍布斯鮑姆在二戰期間就開始受到英國情報機關(軍情五處)的監控。這其實毫無必要。因為霍布斯鮑姆的思想並不激進,他意識到自己在政治意義上過著“與共產主義運動格格不入的局外人生活”,是個“軟弱而搖擺不定的人”,由於對過去的傳統社會過於留戀而無法投身到建設一個新社會裡去。他在1952年的“黨員自傳”裡承認,自己甚至也沒有參與普通的黨務工作。歸根到底,他只是個坐而論道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者的背景還是讓霍布斯鮑姆的教職生涯進展艱辛。

霍布斯鮑姆為什麼會成為共產主義者呢?對於這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歷史中的人生》也給出了解釋。在他青少年的思想成形期,恰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蕭條”。在經濟危機中,德國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處於失業狀態。在霍布斯鮑姆看來,“我們就像在泰坦尼克號上一樣”,“每個人都知道這船要撞上冰山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末世面貌與蘇維埃國家的蒸蒸日上形成了鮮明對照,後者“提供了一個看起來光明而充滿希望的未來,一種看起來積極且頗具吸引力的選擇”。另外,霍布斯鮑姆早年喪父,家境貧寒。而“成為一個共產黨員意味著把貧窮當作一種積極的美德來接受,而不是因此感到羞愧”。這恐怕也是他思想左傾的一大原因。

然而,在1930年代初的德國政壇,最後取得勝利的卻是希特勒的納粹黨。就像《歷史中的人生》及其其他許多歷史著作都提到的那樣,這其實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德國共產黨兩大工人階級政黨分裂並彼此仇視的結果。在1932年11月的選舉中,儘管納粹黨成了第一大黨,但議席仍不如社民黨與德共的總和。

在當時,納粹黨是以反體制的面貌出現的。但它對霍布斯鮑姆毫無吸引力。 “作為一個英國男孩,他無法認同納粹激進的德國民族主義;而作為一個猶太人,他更不可能接受他們偏執的反猶主義立場”。其實,霍布斯鮑姆的猶太人身份只不過是因為母親擁有猶太血統而已。但他的母親表示自己“無宗教信仰”,霍布斯鮑姆本人也在成年後把中學習得的猶太宗教儀式忘得一干二淨,可以說已經完全世俗化了。

荒謬的是,即便如此,如同霍布斯鮑姆這樣的世俗化猶太人仍是納粹狂熱的反猶主義的針對對象——儘管霍布斯鮑姆本人在納粹上台伊始就因經濟原因遷居英國而逃過一劫。納粹的暴行令霍布斯鮑姆感到難以置信:“關於集中營的第一份史料面世後,我一直在逃避這段歷史。閱讀這些早期作品尤其讓我印象深刻、倍感壓抑,讓我在情感上更加無法直面這件事情”。

或許是由於這個原因,霍布斯鮑姆早在後來的著作裡明顯地表露出了對民族主義的排斥。他將民族構建分為三個階段:文學運動、歷史運動和民俗運動、種族身份的政治化,以及贏得大眾的支持。在霍布斯鮑姆看來,民族是個“虛構的共同體”,“民族主義沒有什麼好處”,而“左派的政治追求應當是普世主義的”。他在自己的《帝國的時代》一書裡甚至以猶太人的身份嘲諷了猶太復國主義:“自從被巴比倫人(Babylo-nian)俘虜之日起,再也沒有任何猶太人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來文。它是在1880年才被人發明為日常用語(與神聖的儀式性語言或博學的國際混合語言有別),而當時發明的第一個希伯來文詞彙,便是‘民族主義’”。至於霍布斯鮑姆本人,自然也是不會希伯來語的(雖然中學學過)。不僅如此,他還畢生都保留了用德語寫日記的習慣,儘管他從不認為渡過青少年時期的奧地利和德國是自己的祖國。

當然,霍布斯鮑姆也不得不承認,“歷史學者幾乎沒有採取行動來阻止民族主義的崛起”。甚至他自己在生活裡也遭遇了民族主義的衝擊:1980年代,他在英國的威爾士地區租下了一處農舍。但在極端威爾士民族主義者的抗議下,房東還是傾向將房產租給講威爾士語的人,結果霍布斯鮑姆不得不搬走。

作為一位著名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研究時期以19世紀為主,並延伸及17、18和20世紀;研究的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大陸,廣至拉丁美洲。實事求是地說,《歷史中的人生》對於霍布斯鮑姆學術成就(集中在其博士論文的評審階段)的描述顯得有些晦澀艱深,很難給讀者留下太過深刻的印象。倒是書中對霍布斯鮑姆講課的記述顯得生動有趣。 《歷史中的人生》引用當時的一位學生的話說,霍布斯鮑姆講述奧斯曼土耳其圍攻維也納(1683)時,會穿插進奧地利婦女是如何烘培出一種半月形的“最早的羊角麵包”。

可以說,“就是這些小細節在某種程度上讓歷史變得鮮活起來,讓你想要了解更多。”而這也是霍布斯鮑姆在“為學術圈子外的讀者撰寫嚴肅的史學作品”大獲成功的原因。他的第一本通俗著作《革命的年代》出版於1962年。霍布斯鮑姆在書中提出,從1789年至1848年,整個世界被法國政治革命和發端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共同改變著。這場“雙元革命”造就了我們所知的現代社會。這本書最大的特色是,它不僅涉及了政治、還有經濟、社會、文化、藝術和科學。實際上,霍布斯鮑姆在其後的幾本著作,也都延續了這樣的寫作風格。 《新左派評論》著名編輯安德生因此說道,霍布斯鮑姆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個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者,提倡實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將波希米亞、土匪強盜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生活寫成優美哀怨的動人故事。而用作者的話說,“直到21世紀初‘全球史’出現之前,很少有人模仿這種寫法。”這個結論大體不差,但時間似乎有些出入:眾所周知,斯塔夫里阿諾斯經典著作《全球通史》初版發行於1970年。

在理查德·埃文斯看來,在霍布斯鮑姆的眾多著作之中,《極端的年代》是最成功的一本,“也是最能提升他全球聲望的作品”,“這本書理所當然地擁有最多譯本”。不過,著作水平高低其實也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極端的年代》固然銷量極好(相對霍布斯鮑姆的其他作品),但這本書在1994年出版時,霍布斯鮑姆早已名聲在外,“遠遠超出了史學界,進入了更廣泛的大眾閱讀領域”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霍布斯鮑姆的影響力十分廣泛。就像理查德·埃文斯《歷史中的人生》的書尾所寫的那樣:“這就是為什麼今天還有很多人在閱讀和討論他的書籍和文章,而且在長遠的未來仍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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