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源流 史者 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反復強調,要尊崇歷史、研究歷史,確立歷史思維,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7月16日,《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出自宋代曾鞏所撰的《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是記錄南朝蕭齊一代正史作品,總編撰是蕭子顯。這本書流傳至北宋時,曾鞏等人作了校訂工作,並作《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圍繞著“良史”二字展開,曾鞏認為,“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在他心中,史書要闡明治國安邦的法則和規律,因此要成為一名優秀的史官,其見識一定足夠用來綜括遍及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其記史思想一定足夠用來適合天下的運用,其才智一定足夠用來通曉難理解的意思,其文辭一定足夠用來闡發很難顯露的情狀。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體現了中國史學經世致用的傳統。中華民族歷史悠久,除了既定的史實之外,還有歷史感的悠久——中國人歷來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有幾千年不間斷歷史記錄的國家。還原歷史和經世致用,構成史學的基本功能,對此,晚清思想家龔自珍有著深刻的闡釋:“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

春秋時期,晚年孔子最用心的事業之一,就是依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加以整理修訂。當時孔子已經七十多歲,由於編寫得非常用心,即使像子遊、子夏這些門下弟子中的佼佼者也提不出一點意見。 《春秋》對遣詞造句非常講究,看似簡單的歷史敘述背後蘊含著深刻的治國之道,可謂一字一句背後隱含著“微言大義”。對此,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只有通過《春秋》這部書才能知道他的思想和見解。司馬遷十分推崇《春秋》,稱其“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

漢朝建立之初,著意總結興亡原因,產生了陸賈《新語》、賈誼《過秦論》等名篇。漢武帝時期,司馬遷撰成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希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史記》在梳理歷史的基礎上,探求世間規律,為國家治理提供參照。這種強烈的現實關懷,同樣貫穿於《漢書》中。班固在撰寫《漢書》的過程中,始終不忘“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以《史記》《漢書》為代表,開啟了我國二十四史等浩瀚史學著作的先聲。

注重學習歷史,善於從歷史中汲取智慧與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

毛澤東從青年時期就開始對司馬遷及其所著《史記》的學習。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曾梳理自己在寫作《史記》時忍辱負重的心路歷程和取捨原則,寫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的名言。

毛澤東非常贊成司馬遷這種從價值追求來看待生死的人生觀、價值觀。 1944年9月8日,他在張思德追悼會上以“為人民服務”為題發表演講,指出:“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憑藉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古典傳統的深厚學養,毛澤東在吸收、昇華司馬遷價值觀的基礎上,以“為人民服務”闡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把它作為生死抉擇的準繩、事業奮鬥的最終目的,直到今天,仍然是共產黨人的情懷所在,更是使命所繫。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五千多年文明高度,著眼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宏闊視野和深邃眼光,反復強調要尊崇歷史、研究歷史,確立歷史思維,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偉大實踐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融通與運用、對中國古代歷史智慧的吸納與借鑒、對中國人文道德觀念的傳承和昇華,不僅為推進新時代民族復興事業注入強大思想力量,也為破解全球性問題、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我們回望歷史,未來也在回望我們。今日的奮鬥與創造終究會成為歷史,而書寫歷史的筆就在我們自己手中。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人,才能贏得光明的未來。 (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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