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何深陷風俗業

沒有出色的學歷背景、沒有父母支持、獨自“北漂”……在26歲的尷尬年紀,換作是你,你會怎麼面對生活?

在《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中,女主人公川尻松子就拿到了這樣的人物設定。

但不同於普通人升級打怪的常規劇情,看似一無所長的川尻松子,愣是將自己的人生玩成了不含任何主角光環的逆天模式。

給自己倒上一杯軒尼詩,再倒在舒適的沙發里,一邊淺酌,一邊欣賞著餘額“可以造一幢大樓”的存摺——

這並不是什麼高級白領的精緻人生。

恰恰相反,在喝完杯中物後,開始準備上班的主人公,目的地是一間被稱為“白夜”的風俗會所。

在初入行的第三天,她拿到手裡的薪水就高達七萬日元。

一個風俗業從業者,憑什麼能拿到如此高的報酬?

塑造這樣一個人物,日本社會派大師山田宗樹的本意其實並非架空批判。

在日本,這樣令人想入非非的風俗業裡,多得是你不知道的秘密……

在禁令中蓬勃生長的風俗業

既然有橫財,那為什麼不賺?

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風俗從業者的心態,趨利,無疑是她們選擇入行的第一誘因。

據調查,日本的風俗從業者,大部分都是良家婦女。

與刻板印像中的情色交易不同,在客人面前游刃有餘的風俗女,人後的模樣卻規整的過分。

甚至,構成這部分灰色產業的主力軍,還是那些涉世未深、正在忙著與老師和考試“交戰”的在校女學生。

這個意料之外的事實,也許會讓你自作主張,為她們設想一個飢寒交迫的窮苦出身:

既然風俗業在日本如此風靡,肯定是政府授意,強行逼迫女性入行從業的。

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從奈良時期到如今,由性產業禁止國流變為性產業規制國的日本,每一步都在試圖控制國民滑向慾望的深淵。

但很顯然,日本的政府官員們,還是大大低估了在長期色情產業浸泡下野蠻成長起來的本國國民。

奈良時期,日本繁華要道或官營驛站內,就已經出現專門經營賣春業的“長者”;而到了平安中期,這部分“長者”家中也開始置有“專門女性”,用來給客人提供服務。

這,就是日本風俗業的最初雛形。

在接下來的室町、江戶時期,由於政府的有力推動,賣春女們巧立名目,搖身一變成“公娼”,不僅有了合法的“職業證明”,還能在前者默認的紅燈區內,心安理得開門迎客。

這一時期,沒有受到政府統一管理的“私娼”,就好比是街邊大排檔:相對自由,但並未得到保護。

站在政府的角度,“保護公娼、取締私娼”的做法,雖然不可避免地擴大了民眾的慾望心理,但也對奈良時期不加管制的風俗業造成了一定的干擾。

所謂的紅燈區,更像是給民眾在理智與慾望間劃下了一道屏障:喝酒可以,但不要貪杯。

按照這樣的分工邏輯,日本的色情業,本可以與其他行業同時存在,相安無事地完成著自己被賦予的使命。

但,二戰後深受美國影響的日本政府,開始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整風。

1946年,日本發布《公娼制度廢除之依命通達》,正式對公娼實行禁止條例,並宣布“解放娼妓、藝伎”,以維護人權,清正社會環境。

風俗色情勾人慾望,既影響民眾貢獻經濟生產力,對從業者本身也有人權侮辱,取締了不正皆大歡喜?

照著這樣的想法,從明治時期開始,日本政府對風俗行業的禁令是一條接著一條的下發,試圖徹底整改風俗行業。

然而讓他們大跌眼鏡的是,所謂的“禁令”,非但沒有起到預期效果,反而還遭到了反噬——

因為不滿政府法令,風俗從業者們聯合起來,從“地上”轉到了“地下”,管控難度直線上升。

原因很簡單。

明治時期恰逢戰亂年代,普通民眾生活得非常困難,失業、少食,這樣的生存背景下,選擇從妓是女性不會出錯的最優解。

更何況,日本政府的禁令,看起來也並不公平。

為了安撫駐軍,名義上保護女性的日本政府,開設了“特殊慰安設施協會”,以招聘“女事務員”的藉口來募集風俗從業者。

這樣的雙標對待,惹怒了以風俗為業的人們。

特別是在戰後《風俗營業取締法》的出台下,與政府試圖轉型成為“性產業禁止國”相對的,是其與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的民眾產生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

無奈之下,日本政府只得出面與風俗行業完成洽談,共同製定《賣春防治法》,結束了這場爭執。

在這份法案中,政府作出了最大程度的讓步:將風俗從業者的正當行為,規範在了“非實質性操作”以下的大面積空間內。

靠著這股灰色產業的東風,日本的風俗行業反倒更加順風順水地發展了起來。

自此以後,日本政府與風俗行業的“博弈”似乎也進入了無限循環模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死板的政策更厲害的是靈活的方案變動。

甚至,連風俗行業的從業人數也來了次規模頗大的飛升。

種種跡像似乎都在為政府正名:日本風俗業發達,確實不是政府監管無能的鍋。

那麼,既然不是政府授意,那為什麼連家庭主婦、在校學生都變成了風俗行業的主力軍?

為什麼女學生、家庭主婦反成風俗從業主力軍?

在日本,風俗行業有著不成文的劃分規則。

根據服務程度的不同,從上至下,日本風俗行業大致可劃分為藝伎、舞伎、歌舞伎三種。

據日本官方發布的“外國遊客行動特性調查”,號稱擁有亞洲最大規模紅燈區的新宿一帶,成為了最受遊客喜愛的遊玩地區。

而那一帶自成一派的標誌性建築物,當屬歌舞伎町無疑。

1923年開始,孕育了江戶平民文化的新宿下町地區便頻繁遭受天災人禍,繁榮程度大不如前。

為了彌補這一地區民眾娛樂設施的相對缺乏,日本政府出面設立歌舞伎町,試圖“建成以娛樂為中心的大面積商業地區”。

以歌舞伎的表演活動來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日本政府的初衷無疑是健康的,下町地區也曾因高效的建設工作而被媒體稱為“全首都復興的桂冠”。

但比較遺憾的是,由於種種現實因素,最終建成的歌舞伎町,並沒有成為可供藝術性歌舞伎表演的大型場所。

恰恰相反,在民間各方有意無意的推動下,新宿下町,反而成為了花街與妓場的聚集之地。

意識到這一點時,即使政府有意整改,但面對“白天經商 夜晚銷金”的流氓商家,恐怕也是有心無力。

由此,作為“賣藝不賣身”的風俗行業,聚集在新宿的歌舞伎町,逐漸發展出一種利潤頗高的陪酒文化。

被稱為“日本第一陪酒女”的愛澤艾米麗就曾在採訪中表示,即使作為滴酒不沾的過敏性體質,她的收入月流水也達到了 1 億 5 千萬日元。

哪怕是風華不再後的引退酒會,憑藉著自己多年積攢的龐大客戶群,愛澤艾米麗也仍創下了2天內收入2億日元的高額流水記錄。

這樣的收入水平,完全能達到日本上流社會的水準。

更何況,身為高級“陪酒人”,愛澤艾米麗所付出的,不過也是俊俏的皮囊而已。

零付出,十收穫——這樣的致富之路,對日本女性的誘惑究竟有多大?

十九歲以下女性高達66%的涉足率,或許已經給了答案。

特別是在西方思想觀念逐漸普及的現在,追求心靈和肉體的自由解放,已經成為學生群體默契的共識。

第七次“青少年的性行動全國調查”顯示,2011年,日本女高中生有過性行為的比例就高達23.6%,50.8%的日本青少年認為,與異性在外過夜是“可以被允許的”。

這樣的開放觀念,無疑是催生風俗交易的最佳溫床。

更何況,在如今的女性學生看來,在校期間埋頭苦讀勤懇求學,與離校後縱情紅燈區的行為並不矛盾。

她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都將“在風俗行業工作”視作再正常不過的課外兼職手段。

無論家境貧窮或是富有,自身能有餘力給自己多掙一份零花錢,這樣的機會,很少能有人視而不見。

甚至,為了能在潮流的風口浪尖傲視群雄,部分女學生還打起了風俗業的主意,利用這場“雙贏”的選擇來為自己謀取在同齡人中炫耀的KPI。

這樣的比喻下,或許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學生群體會成為這部分灰色產業的主力軍。

而另一邊,家庭主婦的動機也與前者相差無幾。

作為日本社會存在感最低的人群之一,家庭主婦的活動範圍,被劃定在自家廚房的一畝三分地上。

失去經濟貢獻能力、沒有與年齡相匹配的職業幸福感,是大多數家庭主婦選擇“下海”的主要原因。

與國內半躺平半內捲的社會現狀不同,想要在社會資源本就告急的日本生存下去,男性就必須要承受更多的情緒壓力。

世間萬事都是守恆的。

為了維持自身狀態的平衡,白天在公司作點頭哈腰狀的男性,下班回到家後,勢必會將一天內的負面情緒無限傾斜到自己的妻子身上。

一旦被打上“無能”的標籤,即使將家務事處理地面面俱到,女性也無法從“工作”中獲取成就感。

如角田光代在《坡道上的家》中所塑造出來的,深陷“喪偶式育兒”困境的女主人公里沙子一樣,無數聚焦日本家庭主婦情緒困境的文學作品,就是對這一現狀的潛意識反抗。

在此基礎下,選擇依靠風俗業來為自己“正名”,多少也包含些身為家庭主婦的無奈之感。

而自奈良時期就存在的日本性文化,更是為家庭主婦的“出格”提供了精神依據。

脫胎於日本偏激的男尊女卑文化,家庭主婦眼中的風俗業,更多程度上帶著一層無可厚非的即視感——

男人掙錢養家,靈魂和肉體都同樣疲憊,那在外面逢場作戲,又錯在哪裡了呢?

既然不以風俗為恥,而且政府也默認發展,那看似“沒什麼用”的家庭主婦,為什麼不能以此來提高自己的“價值”呢?

這樣的道德觀念下,男人流連,女人“下海”,已然成為了大眾約定俗成的社會默契。

就連一直在試圖扭轉自己“性產業規制國”印象的日本政府,也在來回拉扯中低下了自己的頭顱——

管吧,民眾的反抗太劇烈;不管吧,整個國家都陷進了風俗的怪圈裡。

索性各退一步,象徵性管管得了。

1999年後,日本再次更改風俗業從業規範,將沒有店舖的“私娼”劃入合法範圍、取消了風俗店的營業時間限制。

這一系列前後矛盾的動作,彷彿給日本政府蒙上了一層略顯無奈的喜劇色彩。

事實果真如此嗎?難道掌管全國命脈的日本政府,真的在民眾輿論的汪洋中“覆舟”了?

其實,仔細琢磨日本近幾年的經濟發展情況,我們就會發現,真相,遠不止看上去的那樣簡單。

日本:成也風俗敗也風俗

即使是最荒誕的藝術,也是對現實的無情投射。

這句話用在日本略顯矛盾的風俗業上,看起來再適合不過。

在大部分國人眼裡,風俗業是走投無路下才會選擇的所謂“下等”行業。

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老舍先生,也曾在作品《月牙儿》中,用母女二人相繼淪為暗娼的行文來譏諷時下環境的黑暗腐朽。

但在日本,之於國家經濟發展,風俗業卻意外的起到了正面的推動作用。

英國《金融時報》就曾對日本風俗業的年營業額收入進行過匯總統計,得出來的數據讓人瞠目結舌。

600億歐元。這樣的高額數據,即使放在西方各個發達國家,也是不容小覷的盈利趨向。

在日本,這樣的年營業額,更是直接占到了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 1%左右。

這是什麼概念?

打個比方,建造一座摩天大樓,我們總需要在水泥混凝土裡加入鋼筋結構,確保它不會在惡劣天氣內被風吹倒,必要時還能容納更多人擠進來避險。

風俗業,就是日本在經濟下行時期所特有的“避風港”。

雖聽上去略微有些不倫不類,但很顯然,風俗業這一另類的“避風港”,在日本擁有著超乎尋常的穩定性。

按照正常的投入產出節奏,想要依靠一項產業“養老”,勢必要在前期傾入大量的時間精力看管,直到它可以完全成熟,進入自動盈利模式。

在這個過程中,即使技術條件有多麼成熟,一些無法避免的原材料投入總是必要的。

但對於風俗業來說,前期的投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畢竟在還未成熟的奈良時代,不被允許的私娼照樣可以賺得盆缽體滿。

換句話來講,通過依靠風俗業的瘋狂盈利來帶動其他行業的經濟發展,是日本近乎以零換十的超值交換。

這並不是只存在於理論上的因式推導。

上世紀60年代開始,乘著國際經濟局勢的東風,日本在短短二十年時間裡完成了由農業經濟小國到世界上最大的鋼鐵、汽車出口國的華麗轉變,每年的經濟增速高達10%。

按照這個發展速度,到2000年,這種狀態下的日本,完全可以實現未來學家赫爾曼·卡恩在《即將出現的超級強國》中的預判,“成為經濟第一大國”。

但就目前的形式來看,直到今天,預判仍舊還是預判。

原因也很簡單。

那個年代,除去日本,近乎整個國際社會都處於虛假的“泡沫繁榮”裡。一旦泡沫崩裂,飄得有多高,摔得就有多慘。

高速發展如日本,自然也跌入了樓市、股市雙崩的慘劇中。

有一點不同的是,在“泡沫經濟”下愈加繁榮的風俗業,在最後關頭替國家扛住了持續虧損局面。

90年代初期,日本風俗從業者的平均薪資高達每天五萬日元,相當於其他行業的月收入。

日本的陪酒文化規定,從業者的收入,按照顧客消費額的10%支取,政府則從中收取5%的消費稅。

如此一來,日本的風俗業,無疑成為了拉起困境中日本的一根救命稻草。

雖然後續日本仍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來緩解泡沫崩裂對自己的負面傷害,但風俗業的存在感,仍舊一戰成名。

正是由此,一直試圖消解風俗業的日本政府,才會在後期宣布放寬政策,與“風俗”和諧共處。

這是日本深陷風俗業的首要原因。

而剩下的另一半,就要問問日本國內的男性同誌了。

即使對日本這個國家知之甚少,從動漫作品等文化輸出中,我們也不難發現:日本的家庭結構,似乎都是男主外女主內。

上有老下有小,去上班還要去捧老闆的臭腳——日本點頭哈腰的文化傳統下,藏著男性同志數不清的抓狂瞬間。

既不能對老闆發火,家裡“賦閒”的妻子又聽不懂自己的憂慮,怎麼才能緩解內心的壓抑?

索性去喝花酒吧。

為了能讓男性同誌第二天上班時,能夠有足夠充沛的精力為國家貢獻生產力,夜晚的消遣活動就必須要跟上節奏。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隨著時代的更新迭代,日本沒辦法痛下殺手,大刀闊斧停頓風俗業,原因就在於大面積的民眾訴求。

利用風俗業帶飛其他行業不需要成本,可關停風俗業,面臨的就是國內生產力的雙重崩潰。

日本的政府官員,不至於算不清這樣一筆簡單的賬面。

存在即是合理。考慮到以上種種因素,國內態度曖昧的風俗業,逐漸成為日本對外的重要文化名片也就見怪不怪了。

結語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幫助日本躲過了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但風俗業的從業者,依舊面臨著來自政府部門的偏見。

最近的疫情風暴中,在為各行各業發放失業補助金時,風俗業就被有意無意的從名單中除名。

或許是因為從業者們“日進斗金”無需補助,又或許是長時間博弈下官方自尊心的死而復燃。

對於那些試圖從此行業中找回自我歸屬感的從業者而言,這樣的區別對待,值得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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