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 了解中國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窗口

春節假期，北京故宮按照預約、限流、錯峰原則有序開放。遊客們或親子同遊，或三代共樂，流連於紅牆碧瓦之間，拍照打卡，漫遊細品，在故宮中體驗別樣年味。

民眾在故宮慶祝春節。 （圖片來自中新社）

“故宮”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故宮建築群，又名紫禁城，是明清兩朝24位皇帝居住及處理國家政務的場所，是500多年間國家運行的中心和權力像徵；二是指故宮博物院，它是我國最著名的博物院和世界頂級的博物館，收藏有180餘萬件（套）珍貴文物，是五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和傳承者。

在我國的文化體系中，作為凝聚中華傳統文化精髓、文化成果精品的殿堂，故宮有著獨一無二的地標意義和文化象徵。歷經時代變遷，故宮由“宮”變“院”，其價值早已不限於朱紅高牆內的宮闕亭台，有形的故宮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中外文化交流的場所和見證者；無形的故宮延續著中華歷史文脈，承載著國家記憶，彰顯著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故宮歷史是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的體現

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發布詔書，宣告北京的新宮殿紫禁城竣工，決定次年正式遷都北京。從此，紫禁城安，則中國安；北京安，則天下安。一部故宮史，就是一部五百年的明清歷史，也是一部五千年中華文明史。

早在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登基不久就下詔，“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宮殿”，拉開了營建新皇宮的序幕，但在當時朝中有強烈的反對聲音。明朝已定都南京近40年又決定在北京營建皇宮，絕不是朱棣一時腦子發熱，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決定。

朱棣肇建紫禁城和遷都北京，與他的“永樂”國家戰略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朱棣以“永樂”為年號，體現了一代封建帝王打造永樂盛世的政治追求，遷都北京便是實現其政治抱負的重要舉措。從南京遷都到北京，也暗合了中國古代都城選址演變的基本規律，即自古以來的王朝都城“從西到東，以北制南，南北分治”的總趨勢，這對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對此，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評價說：“朱棣遷都北京……不僅可以統治廣大中原和南方，而且還包括北方的黑龍江、貝加爾湖、阿爾泰山一線廣大地區。它不僅是聯繫漢人與南方各族人民的紐帶，而且也是聯繫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紐帶。”

明朝定鼎北京之後，紫禁城經歷了太多的風雨和曲折，既有多次宮中大火、地震、瘟疫等災難，也有明英宗時“土木堡之變”後北京保衛戰和明世宗時“庚戌之變”等京師危機，但無論物換星移，在明清500年間，這裡一直是全國的政治中心。

關於紫禁城的修建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紫禁城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朱誠如教授在2020年舉辦的“紫禁城建成600年暨中國明清史國際學術論壇”上有高度的概括，他認為紫禁城肇建於明朝“永樂之治”，定格於清朝“康乾盛世”，紫禁城的歷史命運與王朝盛衰密切相連。明朝共有14位皇帝、清朝共有10位皇帝生活在紫禁城裡，明清兩朝因為火災損毀或功能性需要，對紫禁城進行了許多局部的修繕、擴建、添建或重建，但整個宮殿的基本格局沒有大的變化，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紫禁城的基本樣貌，它是中華民族和世界物質文物文化瑰寶。

可以說，紫禁城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五百年，是傳統禮制中國的政治文明和製度文化日臻成熟的時期，是經濟繁榮、社會發展和民族融合的重要時期。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紫禁城衍化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性符號。

故宮建築是中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北京故宮於1987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是中國在1985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國之後第一批被列入這一名錄的珍貴遺產。世界遺產委員會對故宮的評語是：“紫禁城是中國五個多世紀以來的最高權力中心，它以園林景觀和容納了家具及工藝品的9000個房間的龐大建築群，成為明清時代中國文明無價的歷史見證。”

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評價尤其突出了故宮建築的重要價值。事實亦是如此。故宮建築群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結構皇宮建築群，城牆以內的總面積達72萬平方米，有殿宇宮室近1萬間，現存建築面積16.7萬平方米。故宮建築雄偉堂皇，氣魄宏偉，極為壯觀。建築群的整體規劃和設計蘊含了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意義，其中，故宮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的三次改名，在中軸線上的位置、內部結構佈局，楹聯和內部陳設等，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倫理和文化觀念的充分體現。

“故宮學”的提出者、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在《故宮學概論》中轉述第36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文件，以說明故宮遺產的價值所在：“北京故宮是中國古代宮城發展史上的最高典範。它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後期發展、特別是禮製文化和宮廷文化提供了獨特的見證。在建築群體佈局、空間序列設計上，它傳承和凝練了軸線佈局、中心對稱、前朝后寢等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和宮城建設傳統特徵，成為中國古代建築制度的典範。其宮殿建築技術和藝術反映了中國古代官式建築的最高成就，對清朝300年間的中國官式建築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宮內的宗教建築、特別是一系列的皇帝佛堂建築汲取了豐富的民族文化特色，見證了14世紀之後滿、漢、蒙古、藏等民族在建築藝術上的融匯與交流……”這一全面評價突出了故宮建築在科學技術、政治思想和文化藝術等方面的卓越成就，特別指出故宮建築是滿、漢、蒙古、藏等中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漫步在紫禁城內，我們可見故宮整體規劃中的軸線佈局、中心對稱、前朝后寢等，感受到它的平衡、和諧之美，其實這些理念早在先秦時間就已形成。把宮苑功能與山水形勢有機結合，繼承的是唐宋以來的建築規制。數千年形成的“天人合一”和“禮樂複合”文化理念在建築中得到充分體現，明清時期多民族融合和西學東漸的文化特質也均有鮮明的體現。所以，故宮建築文化不僅僅是明清五百年的成就，更是對明清之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故宮文物傳承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文脈

2021年辛丑年春節前夕，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網站公佈了最新統計的“新版藏品總目”，院藏文物的總數量是1863404件（套），這比此前故宮博物院官方幾次公佈的數量又有明顯的增加，數據也更加準確。

故宮藏品種類繁多、數量驚人，珍貴文物超過九成，文物的等級高，高等級藏品的比例高，是當之無愧的國內收藏文物數量最多、等級最高的博物館。藏品中，較早的有紅山玉器、殷商甲骨、戰國秦漢銘刻等，較晚的有宋元善本和明清檔案等，這些珍貴文物和文獻檔案資料，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印記。比如大量具有漢、滿、蒙古、回、藏等民族風格的服飾，記載處理民族關係和民族事務的文獻和檔案，是明清時期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古人云“道不離器”，《易傳·繫辭傳》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宮文物以器載道，器道兼備，在歷史、考古、文化、文學、藝術等方面，體現出無與倫比和無可替代的文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直以來，故宮博物院還持續對中國古代建築、舊藏文物、宮廷歷史文化遺存、明清檔案、清宮典籍和故宮博物院歷程等進行學術研究。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素在《故宮學學科建設初探》一書中認為，故宮學的研究博大精深，文獻文物浩如煙海，相關整理研究汗牛充棟。他列出歷史學、考古學、文物學、文獻學、宗教學、出版學、民族學、醫藥學、圖書館學、博物館學、古建築學、文保科學等12個學科門類，往上追溯至秦代，以明清史為核心，對故宮學視野下的政治史、建築史、器物史、歷史文獻、文學藝術史、宗教民俗史和傳統科技史等進行研究，從不同層面揭示傳統中國的政治統治和思想文化。可以說，故宮文物是中華五千年文化的積澱，它是中華民族記憶傳統、傳承文脈和增強文化自信的重要資源。

故宮博物院，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擔當

習近平總書記邀請外賓參觀故宮博物院時，曾闡釋過對“和”的理解與踐行，他說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的名字中，都有個“和”字，“和”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植根於中國人內心深處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中華民族五千年傳承的是和平的基因，中國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可以說，正是故宮博物院承載的厚重的中華文化內涵，讓它在新時代承擔起了新的使命。故宮博物院生動地呈現出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獨特創造和價值理念，對增進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增強文化自信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揮了獨特作用。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作為明清皇宮的紫禁城正式向普通百姓開放。 96年來，故宮博物院目睹了近代中國的屈辱挨打，經歷了文物南遷的顛沛流離，記錄了新中國的改革開放，見證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宏偉巨變。近年來，故宮博物院充分挖掘包括故宮歷史、故宮建築和故宮文物在內所蘊含的文化價值和民族精神，在加強學術研究、國際交流和舉辦各類專題展覽的同時，策劃了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化活動，比如“紫禁城裡過大年”“紫禁城上元之夜”活動和線上直播等，深受好評。故宮文創產品不僅體現出了歷史性和知識性，還以其趣味性和實用性走進千家萬戶。

故宮博物院還是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在故宮的明清藏品中，有1808件（套）是“外國文物”，它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近年來，故宮與世界各國博物館開展的交流活動越來越多，在國際交流的舞台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2018年10月，阿塞拜疆、意大利、波蘭和埃及等四國政要在故宮博物院進行一場“文化對話”，針對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挑戰，政要們一致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契合世界各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願望，呼籲國際社會攜手努力，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共同應對挑戰。

如今，作為世界五大博物館之一的故宮博物院，在促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在國際文化交流方面舉辦的活動越來越多，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面，正在發揮作為中華文化符號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完）（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