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 國族意識 是如何形成的

按: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民族主義(nationalism)被認為是西方主導的現代性敘事的組成部分之一,是19世紀國際體系形成後的產物。為此,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有過諸多論述,其中影響力最廣的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理論。安德森認為,“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建立在該社群絕大多數人在彼此不相識甚至不相遇的情況下依然能夠有強烈認同感之上。這種民族意識由三個因素促成,一是平等意識,二是商業印刷,三是職業官僚制度的出現。用這一理論去檢視中國歷史,不免讓人產生一個疑問:在宋代,商業印刷的大規模推廣、選賢舉能的科舉制和平民社會就已出現,我們還能認為中國直到19世紀被西方帝國主義敲開國門以後才產生“想像的共同體”的概念嗎?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學家譚凱(Nicolas Tackett)在《肇造區夏》一書中提出,宋代已經在政治社會精英群體中萌發了一種“國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形成了一種宋代形式的“中國”概念(a Song form of the Chinese nation)。宋人的國族意識自然和現代中國的民族認同有所區別,然而許多關鍵要素是十分相近的,比如認為一個國家的人屬於同一個族群,有共同的祖先、語言和文化;同一族群的人應該向自己所屬的、超越王朝更替的政治實體效忠;一個國家應該有明確的國境線,國境線內構成了一個同質的“華夏”文化空間;有一系列能夠喚起身份認同感的文化符號;應當收復“故土”,即使是前朝時就失去的土地。

譚凱認為,從宋代開始,出現了這樣一種與之前的“天下主義世界觀”截然不同的國族意識,其中的許多要素甚至至今仍在影響我們,比如“長城”“燕雲十六州”的意象和“華人都應心系故土”的概念,作為族群名稱的“漢”和華夏地理空間的“中國”從宋代開始得到廣泛使用,直至今日依然是中國主體民族和國名的指稱。

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國族意識畢竟和今人不同。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宋代國家不會利用國族意識進行全民動員,國族意識實際上也基本就局限於政治社會精英階層(士大夫)。有意思的是,譚凱認為正是因為精英們誤判了國族意識是一種屬於全民的意識形態——比如認為燕地的漢人是潛在的政治資源——才導致了北宋末期聯金抗遼和韓侂冑主持“開禧北伐”的重大戰略失誤。另外,也沒有證據證明宋人認為“中國”是全球民族國家中的一個。

此前已經有許多學者從“天下觀”的角度論證中國民族國家思想的起源。王柯在《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一書中指出,中國傳統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與來自西方的近代民族國家思想之間存在一個巨大差異,“西方的近代民族國家思想的導入給近代中國帶來了許多棘手的、至今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肇造區夏》為我們理解這個問題提供了另外一個角度,即基於國族認同的國家(nation state)或許並不是從西方引入的觀念,而是從中國本身的歷史中孕育的思想資源。 “天下觀”與“民族觀”之間的角力,某種程度上來說依然在影響著當下的我們理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從《肇造區夏》導論部分節選了“士大夫階層與11世紀的想像的共同體”章節,以饗讀者。

《士大夫階層與11世紀的“想像的共同體”》

文 | 譚凱 譯 | 殷守甫

為什麼一種新的自我認同感最先萌芽於北宋?兩個方面的因素尤為重要。其一關乎政權的內部結構與製度改革,這使得帝國上下的知識精英開始有一種新的認同感,本節將對此加以展開。其二關乎11世紀因緣際會之間形成的國際體系,它改變了這些精英看待文化與地理邊界的方式,個中細節將在本書之後的章節深入追索。為了便於之後的討論,我們可以在此區分三個不同的概念:國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即一種同儕之間對某個想像的共同體的強烈歸屬感;國族思想體系(national ideology),即一種主張國家版圖應該囊括其共同體生活之地理空間的政治原則;國族運動(national movement),即為實現國族方針主張而開展的政治動員,其形式可以是軍事行動,也可以是全民教育。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論影響廣泛,儘管他討論的是全然“現代”意義上的國族主義,但其理論對於理解11世紀的中國尤有裨益。安德森追索一種全新的“自我認同”及“歸屬方式”,這對本研究至關重要。在安德森的模型中,國族意識最先在美洲出現。起初,這一社會過程既不是人們有意為之,也完全與其他地域無關。只有到了第二階段,不同的政權與政治組織開始意識到民族意識可以是一種政治動員的有效手段,典型的民族國家才在世界各地紛紛出現。筆者認為,北宋政治精英構想其帝國治下政治共同體的方式與安德森所說的新興的民族意識尤為相似。由此,儘管下文將質疑安德森理論體系的一些核心內容,尤其是他提出的民族主義只湧現過一次的推論,但對北宋的討論恰會凸顯其理論的解釋力:在一種與安德森所述相仿的機制之下,一種相若的意識曾在前現代中國出現。

安德森旨在追索一種特殊的“想像的共同體”的形成。一個村莊的村民或一個部落的成員間,可以說是一種“真的”共同體,這里大家彼此知道名字,甚至能直接認出大多數同胞。與這種真的共同體不同,民族共同體內絕大多數人彼此並不相識也未曾相逢,甚至根本不會相遇。不同於之前的宗教秩序或王朝統治,這一共同體對外關閉,在內部則沒有階級之分。更具體地說,宗教旨在把非信徒轉化為信徒;王朝則可以通過征服與聯姻改變其子民的臣屬。但在現代民族觀念之下,個人天生就屬於也僅屬於一個民族。對個人而言,除非經歷一種麻煩而特殊的歸化儀式(naturalization),民族不可以更改。此外,中世紀的社會等級森嚴,歐洲貴族間有著超越民族的認同感;他們之間彼此團結,強於民族內部貴族、庶民間的彼此認同。與之相反的是,民族國家的公民間一律平等。我們無法想像任何法理依據讓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公民。最後,相對其他共同體而言,民族更能喚起人的熱血投入。 20世紀間,成百上千萬人自願投入戰場,為這一在無名之陌生人的基礎上想像而成的共同體流血犧牲。

在安德森看來,促成這一新的意識的是商業印刷。逐利的出版商不再局限於拉丁語出版物,而以本國語言出版著作,由此,新的語言標準取代了大量本地方言。過去,知識精英以拉丁語交流,以此跨越國界,彼此往來,與未受教育的民眾之間形成了一種階級鴻溝。現在,由於不同語言區的讀者閱讀不同的作品,他們之間就出現了新的知識鴻溝。大規模印刷的報紙彰顯了印刷術的力量,從兩方面促成了新的觀念意識。一方面,新聞報紙把許多彼此無關的事情放在一張紙上,它們之間唯一的共同點也就是同時發生而已。由此,在任何時候,彼此陌生的人們便置身於大量對“切實的、匿名的卻又同時發生的活動”彼此無關的關切之中,即便他們被國族同胞的身份聯繫起來。這樣的認識對民族的觀念至關重要。另一方面,作為一種集體儀式,數以千萬計的報紙每天為人閱讀。清晨,當一個人在廚房的餐桌旁讀到報紙頭條的時候,無數互不相識的同胞也在他們自己的廚房裡、餐桌前,在差不多同一時間讀到這同一行。這讓人們感到民族同胞之間的親切,一種“所有人一起參與”(all in it together)的感覺。這種親近感是重要的,它在戰場上甚至會刺激個人為想像中的同胞而犧牲自己。海關對出版物及其他貨物跨境貿易的限制,進一步強化了民族共同體的歸屬。由此,把讀者群分割開來的是行政的疆界,而非語言的大區。

在安德森的理論框架裡,另一個催生民族意識的因素是職業官僚制度的出現。這一官僚體係並非對舊有的貴族等階的簡單複制。相反,受僱其中的職員來自更為廣泛的受教育人群。這就促成了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可替代感,這對於民族觀念也尤為重要。殖民帝國的職業官員作為歐裔的美洲精英,其仕宦限於殖民地的省界。他們經常要從遙遠而彼此無關的地域遠赴首府,在殖民地的轄區內,他們會踏上相仿的旅途,去往不同的職位。這些職員之間有著共同的經歷,因而有著強烈的共同體歸屬感,而這又會成為新的民族意識的基礎。因此,19世紀的民族運動是某種深層情感的產物。這情感關乎人們對於政治共同體的天然畛域的理解,而這又是印刷工業與國家官僚制度催生出的結果。

在北宋,就民族認同形成過程而言,儘管細節上與上述機制不同,其基本元素卻極為相似。就如安德森模型中的狀況那樣,在直覺上人們就覺得其想像出的政治共同體是自然的,這不是精心構建的統治理論使然,而是特定社會進程在不知不覺間形成的產物。此外,11世紀中國的新的意識,也因三種現象的共同作用而產生:舊的門閥大族所主導的“貴族”體系的瓦解,商業印刷的持續繁榮,以及官僚制度基於任賢原則的不斷專業化——宋代科舉的空前發展反映了這一點。最後,宋代新型精英的國族意識在許多意義上與安德森模型中的歐裔美洲精英不無相似之處;他們都在國族觀念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這三種動因中的第一種,即唐宋間社會政治精英的根本轉型。截至唐末,一小群家族主導著政治權力;他們彼此聯姻且集中聚居在兩京,也即長安與洛陽。他們構成了一種“官僚貴族”群體,世代為宦,長期把持著朝廷高層的職位,而這又為他們帶來了空前的社會與政治影響力。然而,在10世紀即將到來的時候,一系列血腥的戰爭與動亂在很大程度上將這一社會階層連根拔起。由此,那種強調家世譜系及祖先累宦的“貴族精神”也隨之消失。進入北宋,科舉中的成功成為社會政治地位的主要標誌;降及南宋(1127~1279),無論是否及第,基於舉業的教育成為精英身份的標誌。科舉的空前重要性的背後,是一種更注重才學而非出身的新型文化。宋代由赤貧至於卿相的故事廣為流行,便是這一文化的體現。在任何意義上,宋代社會絕非平等至上,事實上即使在任何尚賢的社會中,精英總是會有一定的途徑為其親族謀取利益。儘管如此,宋代的知識精英也不再以根深蒂固的門閥分野來理解他們所處的社會。

當中古門閥大族及其觀念土崩瓦解之時,政治權力的地理分佈也有了根本變化。在唐代,絕大多數社會政治精英居住在都畿地區,或在兩京之一,或在連接兩京的走廊之間。家族成員在帝國各處輪替,出任各地官職,但他們在畿輔留有住所,並投身以首都為中心的社交網絡。本質上,對帝國廣闊的邊遠地區及處於邊緣地位的地方精英而言,首府有著類似殖民體系之中心的地位。然而,到了北宋,居於主導地位的政治精英的出身遍布不同的人口中心。儘管到11世紀中期,上層官僚群體重新形成,並開始再次向首都地區集中,宋的首都開封從未像唐長安或洛陽那樣居於壟斷地位。隨著有宋一代受教育人口數量的快速攀升,政治權力日益分散。所以,到南宋的時候,宰輔之家均勻地分佈在中國的各個人口大區。因此,一個基本同質的精英共同體開始遍布在帝國各處。

進入11世紀中後期,這一知識精英群體對其身份有了明確的自我認同,切實呈現這一現象的是“士大夫”一詞的廣泛使用,這個詞語被用於指稱這一群體在社會中的位置(英文中有時翻譯為literati)。在這一時期的政治話語中,士大夫群體的成員以同僚間的橫向網絡彼此相繫,而不以高下尊卑的縱向關係互相看待對方。這種新的群體認同部分得益於印刷術的推廣、科舉制的擴大,以及帝國上下培養官員的官學。涵蓋全國的出版物市場以及全國一貫的學制確保士大夫們浸潤在共同的文本傳統間,無論是傳統經學,還是同僚最新付梓的詩文。對於這種同胞之間構想的同僚共同體的出現,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經學著作向所有人敞開的觀念。 “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一位11世紀初的官員曾這樣說道。

知識精英也在其他方面有著共同的經歷。出仕王朝的官員經常“上京”,遷轉他職。在往返外任的途中,他們熱衷於走訪帝國各地的文化名勝,並為這些勝跡賦詩;此時,他們會想起此處曾有多少同儕登臨,並留下體裁相若的詩篇。士大夫群體中的大多數人並不能謀得一官半職——隨著受教育人口的數量持續上升,科舉競爭日趨激烈,這在所難免。但他們數十年如一日,投身舉業;因為他們知道,即使最終榜上無名,其所學本身也是身份的標誌。 12世紀伊始,約20萬學生就讀於州、縣學,約8萬生員定期參加帝國各州三年一期的解試。或每日伏案苦讀之時,或身在科場儀禮之間,儘管許多人注定名落孫山,但這些年輕人卻可以獲得另一種慰藉,因為他們知道,無數不知名姓的陌生人縱然身在本與自己毫無關係的遙遠他鄉,也正在這一時刻和他們一樣身受同一種煎熬。日益繁榮的筆記小說呈現了人們對科舉之艱難的感嘆,見證著人們對同一共同體的感受。這感受使得帝國各地彼此陌生的舉子間有了一種歸屬感(sense of solidarity),一種“和所有人一起”(all in it together)的切實感覺。

當然,士大夫的意識不一定會導向“國族”意識。這一階層的出現在受過教育的文化人與未受教育的非文化人之間造成了鴻溝。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裡,當少數民族統治之時,士大夫階層也會接受非漢人出身的士人。就像歐洲貴族制一樣,士大夫群體也可能成為超越國界民族的上層人士的共同體。然而,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宋代的士大夫認為自己的群體以這種方式超越國族。恰恰相反,宋代的士大夫意識以兩種方式推動著一種國族意識的發展。首先,就如安德森模型中的殖民地官僚和更為廣泛的、受過教育的閱讀人群那樣,不分高下而遍及帝國的士大夫共同體促進了新型觀念意識的發展,由此成為可能的是這樣的觀念:無論其身在帝國何處,即使不知其姓名也從不認識,士大夫都可以將之看作自己的同胞。其次,新的任賢觀念使得農民的兒子也能有朝一日身居高位。因此,就觀念上而言,士大夫意識很容易轉化為一種更為開放的視角,將整個帝國包括農民在內的人群看作同一個共同體。

如果想要說明一種新形態的意識在宋代出現,而且其與安德森和其他現代學者所說的現代民族主義不無相似,那麼我們還必須解釋這種意識是如何促成宋代的國族思想體系(national ideology)與國族運動(national movement)的。具體而言,宋代知識精英的集體意識為什麼會包括族群或民族的維度?為什麼宋人堅持其政權的領土疆界應該與“漢”文化的地理分佈相吻合?是什麼使得宋人投身收復“故土”的政治運動,即使宋人從未實際統治過那裡?本書中相當一部分內容會討論這些問題。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肇造區夏》一書,經出版社授權發布,較原文有刪節,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原创文章,作者:界面新聞,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soofo.cc/culture/%e5%ae%8b%e4%ba%ba%e7%9a%84-%e5%9c%8b%e6%97%8f%e6%84%8f%e8%ad%98-%e6%98%af%e5%a6%82%e4%bd%95%e5%bd%a2%e6%88%90%e7%9a%84.html